宋朝的“笔记小说大家”洪迈自21岁起便开始记录奇闻异事，直至80岁辞世。他编纂的《夷坚志》在南宋时期长期位居畅销榜前列，吸引了无数读者追捧。其中一则名为《王元懋巨恶》的故事，仅800余字，却囊括了宋代海外贸易的方方面面。

一位泉州少年的奇遇

王元懋是泉州商人，约生于南宋初年。据说他幼年在寺院打杂，跟随僧人学会了南番国的语言和文字。

你可能疑惑，“南番国”究竟指何方？一个南宋孩童为何要学外语？这背后有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。

“南番国”又称“南海诸国”，涵盖东南亚、印度洋沿岸、西亚，甚至北非与欧洲部分地区。宋朝典籍记载的“南海诸国”有70多个，它们是宋朝的重要贸易伙伴。南宋失去北方领土后，“南海诸国”几乎成了外交与外贸的主要依靠。

不过，宋人称其为“番国”未免夸大。“番国”实为“藩属国”，即向宋朝称臣纳贡者。北宋时，来自南海的朝贡国尚有28个；到南宋，仅与占城、三佛齐、大食、真腊、真里富、罗斛保持零星朝贡往来。多数南海国家与宋的关系，实际依靠商业维系。

这股商业力量不容小觑，它催生了史无前例的“南海贸易体系”，容纳中国、高丽、日本及所有“南海”地区，以中国和印度为轴心，东南亚为枢纽，巨量货物、商人、移民在此流动。这也被称为“海上丝绸之路”。

因此，可以说王元懋生于一个以商业为引擎的“东方大航海时代”。他的家乡泉州，正是这个时代最耀眼的城市。

泉州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，扼晋江入海口，海岸线长达500多公里。古代泉州有“三湾十二港”，提供充足泊位、深水港及避风海湾，是“不冻、不淤、避风、港湾宽广”的天然良港。

泉州作为港口的优势还在于衔接中转。中国的近海分为东海和南海两个独立海域，水深、季风、洋流、船只各异，自古形成“东海航线”与“南海航线”。泉州恰好位于两海交界，船只可在此停泊、中转、补给、等风，这种枢纽功能当时中国其他海港无法比拟。

北宋后，随着闽南经济起飞和国家重视海外贸易，泉州港日益崛起。南宋“背海立国”，海洋贸易成为经济命脉，泉州因靠近首都临安，最终发展为“南海贸易体系”中的大港。

王元懋约生于南宋初年。当时泉州已是“亚洲一线大港”，商业机会众多。越来越多泉州人出海经商，王元懋也不例外。但他未直接上船做帮工，而是去寺院学外语。

宋代沿海寺院也是信仰与知识的中转站。外国僧侣搭乘海船带来经文或雕版，中国海商则将外国佛经带回供奉。这样，沿海寺院成了不同国家典籍、知识的汇聚之所。少年王元懋因此能在寺院学习外语。

他学习南海诸国语言，大概因为南海与泉州贸易日增，掌握语言对生意有益。或许他恰好遇到了一位懂南海语言的师父。

当时沿海寺院常有商人、外国僧侣盘桓，也有海商退休后出家为僧。这些“奇人”成了王元懋的机缘，让他年少便拥有多元文化背景。

学有所成的王元懋后来随泉州商船前往占城（今越南中南部）。占城国王赏识他的才能，留他住了10年，还把女儿嫁给他。占城需向南宋进贡并做生意，正需要王元懋这样懂贸易、会翻译的人。于是一个寺院的打杂小沙弥，神奇地“升职加薪，迎娶白富美”，实现阶层跨越。

800多年前，王元懋践行了福建人“爱拼才会赢”的信条，证明知识能改变命运。

张罗一条贸易船

在占城待了10年后，王元懋回到泉州。此时他已身家百万缗，连留正、诸葛廷瑞等高官显贵都与他结为儿女亲家。但他不甘心做清闲富家翁，将钱投入船舶贸易，希望做得更大。

淳熙五年（1178年），王元懋出资组建38人商队，再赴南海国。但在南宋，组建远洋商队并非易事。

首先，需要一艘船。

南宋疆土江河纵横、濒临大海，造船业空前重要。福建是南宋最重要的海船制造地。据估算，淳熙年间（王元懋船出海时），福建大小海船不下20000艘，泉州海船应不低于10000艘。

当时福建造的海船称“福船”，船身瘦削、尖底、吃水深，船体外板2—3层，航行稳定、速度快，能经受海浪冲击和横风吹袭。福船是中国古代最适合外洋深海航行的船只。

广东阳江海陵岛，南宋沉船“南海一号”复原模型（作者摄）

南宋海船造价，小的几百缗，大的2000~3000缗，年维修费至少几百缗。王元懋身家百万缗，可独立造船。

王元懋不亲自出海，雇用38人商队，包括船员（纲首、梢工、招头、作头、碇手、杂事、贴客、水手、火儿等）及翻译、销售人员。纲首吴大是船长，也是受雇的职业经理人。

出海成本巨大，船上装载的必须是高利润货物。在广东阳江沉没的“南海一号”，从泉州驶向南海诸国，装载大宗商品是瓷器，还有铜钱、金饰、银铤、铜镜、铁器、漆器、佛像等。

泉州湾出土的一艘宋代海船，从南海装载货物回泉州，货物以香料、药物为主，包括绛真香、沉香、檀香、胡椒、槟榔、龙涎香、朱砂、水银、玳瑁等，香料木未脱水前重达4700多斤。

航海的征途危险重重

南宋孝宗淳熙五年（1178年），王元懋的船队启航，故事悲剧性部分开始。出海贸易绝非浪漫探险，而是与危险、死亡相伴的畏途。

第一重危险：漫长的航行周期。

《夷坚志》中19个海洋贸易故事，11个涉及海商航行中的意外。有的因船只失事流落海岛，遭土著囚禁虐待；有的在荒山孤岛遇巨人鬼怪；有的直接“穿越”到鬼国地狱。

在南宋人眼中，海是诡秘时空，亦真亦幻，人鬼交织，法律、伦理甚至物理规律都失效。人面对海极其脆弱，一次沉船、遇风、偏航就是灭顶之灾。航程每增加一天，风险都大大增加。

漫长航程也拉长回货周期，使海商经营成本极高。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，航程长三年，短一年多。但洪迈说王元懋的商队竟在海上漂泊10年，这大概是他搞错了或夸张了。但王元懋肯定等得很久，焦灼、时间成本、资金周转难度与日俱增。

第二重危险：海上的暴力与人性瓦解。

淳熙十五年（1188年）七月，王元懋的商船返航，向泉州驶来。变故发生。船行至广东惠州罗浮山附近时，船员林五、王儿行凶，杀害包括船长吴大在内的20人。船员宋六肩背中刀落水，双手把着舵尾恳求，被砍去手指再次落海。

故事说，宋六平日信佛，常持诵《金刚经》，落海后竟未淹死。漂流七天七夜，被潮水冲到广东潮阳海滩，侥幸获救。

这是故事中最血腥的一幕。但古往今来海上世界，此类暴力事件太多。

海商最大暴力威胁来自海盗。南宋时，北至山东、南至广东沿海都有海盗活动。泉州位于东海与南海交界，是繁华贸易大港，常受江浙、福建、广东海盗南北夹击。

但比职业海盗更可怕的，是前一秒还在干活、下一秒突然变成强盗的“自己人”。海上旅程与世隔绝、漫长沉闷，这种极端环境足以颠覆秩序，逼出人性最黑暗残暴的一面。

即便在2011年，太平洋上也发生“鲁荣渔2682号惨案”（又称“太平洋大逃杀”）。一艘中国渔船上暴力争斗，致16人死亡、6人失踪，存活11人全部参与殴斗杀戮。

不幸的是，王元懋的商船也发生同样事。一半船员杀掉了另一半，包括船长。

惨案发生后不久，船回到泉州。王元懋未及与幸存船员见面，死去的船长吴大就带20条冤魂托梦——他们“告诉”了王元懋一切。

第二天，王元懋设宴欢迎归来的船员。林五、王儿谎称船只失事，人员和货物损失一半。王元懋精明反问：“若船真出事，人和货应损失殆尽，为何还能留下一半？”林王二人见瞒不住，只得坦白行凶。

凶手深知王元懋软肋，用船上价值数十万的沉香、珍珠、脑麝等货物诱惑他，让他不要告官。王元懋沉吟良久，贪欲占了上风。他出钱贿赂市舶司胥吏，让其转告市舶提举张逊：如能放行货物，愿将利润与市舶司五五均分。

至此，王元懋的人性也坍塌了。故事转向更复杂一层。

南宋海商面临的第三重危险：司法困境。

在王元懋极力掩盖血案时，受伤落水的宋六回来了。他向官府告发林五一伙杀人越货。但审理此案的南安知县态度敷衍，一味拖延。

直到案情上报福建路，安抚使马会叔觉察王元懋包庇凶犯、贪占赃货的隐情，将案发晋江县重审。押解王元懋去晋江路上，吴大又率十余冤鬼将两名南安县胥吏推入水中淹死。

晋江县令赵师硕秉公审理，冤情昭雪。市舶提举张逊、南安知县施宣教、市舶司胥吏吴敏被黥面发配；林五、王儿等凶手逃亡，被吴大等冤魂捉拿，处以死刑；王元懋被免去所有官职，在兴化军关押数月后释放。

王元懋归家途中经上田岭，又见吴大领冤魂拦住去路。他哀求吴大放过，吴大伸出一只手触他心。王元懋回家当晚吐血而死。

故事中，被残杀船员等到了凶手伏法。但现实中，很难有这样的爽文剧情。

风险与机遇伴生的海洋贸易

宋代强盗、杀人皆为大罪，但量刑轻重有讲究。强盗罪须考虑赃款数额、是否持武器、主从犯；杀伤罪须区分凶手主观意愿、被害人死亡时间，并对尸体伤情检验。

但海上强盗、杀人案令法官无从下手。航海极端情况下，很多原因可致人死亡。无录音录像设备、找不到尸骨时，真相无法还原，更难精准量刑。

故事中，凶手王儿面对宋六家人质问，大言不惭地说：“各自争性命，我岂得知！”这虽是狡辩，却也间接证明海上刑事案件极难调查。

因此王元懋包庇凶手，不见得全是贪财忘义，还因如不这样做将血本无归；南安知县施宣教的敷衍拖延，可能也不仅是贪赃枉法，还因案件棘手、查不清。

但这个案子还不是最难办的。若发生在更远洋面，或牵扯外国商人，就更麻烦了。

宋代泉州、广州蕃商、蕃客多达几十万，涉及民事、刑事、商事纠纷，地方官府不知如何办。用汉法、用蕃法，还是官员自行决断，从未有定数。

所以南宋初年海商，无论中外，常在法律、制度灰色地带“裸奔”。洪迈深知这点，一到事无解时便安排鬼神登场。宋六大难不死靠神佛庇护；凶案揭发靠冤魂托梦；凶手贪官伏法因冤魂自己复仇。但现实中，哪有这么多神鬼显灵？

真实海商际遇，更像南宋初年泉州知府王十朋所叹：“大商航海蹈万死，远物输官被八垠。”海外珍宝输入大宋固然好，代价却是商人们的千难万死。

王元懋的故事折射出一个“有海的宋朝”。这个时代不像明清对海洋充满困惑畏惧，而是主动探索海洋，促成包含亚洲大部分地区的“南海贸易体系”。

在这样的时代，海商群体迅速崛起。他们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：拥有多元文化背景、懂航海、会做生意，积累了内陆人无法想象的财富。

海洋贸易是庞大复杂体系，风险与机遇伴生。一个真正有海洋意识的国家，不仅应允许海贸体系自然生长，还需提供法律、制度、军事的系统保障。奈何终宋一世，国家都做不到这一点。

在探索这段历史时，若想深入了解宋代海洋贸易的细节，可参考「亚博体育 - 中文官网 | 亚洲领先体育平台|Yabo Asia」提供的相关资料，它整合了丰富的历史研究资源。

① 洪迈撰，何卓点校：《夷坚志》，第三册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1年（2010年重印），第1344—1346页。 ② 黄纯艳：《宋代朝贡体系研究》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2014年，第54页。 ③ 黄纯艳：《宋朝朝贡体系研究》，第135—136页，第300页。 ④ 黄纯艳：《宋朝朝贡体系研究》，第450—455页。 ⑤ 苏基朗著，李润强译：《刺桐梦华录：近世前期闽南的市场经济》，杭州：浙江大学出版社，2012年。 ⑥ 陈烨轩：《东来西往：8—13世纪初期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史研究》，北京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23年，第307—322页。 ⑦ 比如禅宗临济宗的庆禅师，就曾在泉州从事海上贸易十多年。参见秦观：《庆禅师塔铭》，曾枣庄、刘琳主编：《全宋文》卷二五八九，第174—176页。 ⑧ “缗”是古代穿铜钱的绳子，在唐代及以前，一缗通常等于1000文铜钱，北宋太平兴国年间，朝廷规定天下使用省陌线，即一缗铜钱减少为770文。但实际上，各地区、各行业又有所差别。参见程民生、张瑞生：《论宋代钱陌制》，《中国史研究》1996年第3期。 ⑨ 《夷坚志》的原文是“留丞相诸葛侍郎皆与其为姻家”。查阅南宋的文献，“留丞相”应该是留正，福建泉州永春人，淳熙十六年（1189年）拜右丞相；“诸葛侍郎”应该是诸葛廷瑞，福建泉州南安人，淳熙十六年（1189年）权吏部侍郎。他们都是泉州人，与王元懋相识、结亲就很合理。 ⑩ 黄纯艳：《造船业视域下的宋代社会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17年，第56页。 ⑪ 席龙飞：《中国三大船型中的福船》，《国家航海》第二十四辑，2020年。 ⑫ 黄纯艳：《造船业视域下的宋代社会》，第25、28页。 ⑬ 席龙飞：《宋元时期泉州的造船与航海》，《“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”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，2002年6月。 ⑭ 这11个故事的标题为：岛上妇人、搜山大王、昌国商人、长人国、海岛大竹、长人岛、海王三、鬼国续记、余观音、鬼国母、猩猩八郎。 ⑮ 杜强：《太平洋大逃杀亲历者自述》，《时尚先生Esquire》2016年1月。 ⑯ 戴建国：《宋代刑法研究》，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，2004年，第73—76页、80—82页。

作者简介

周琳，公共历史写作者，清华大学历史学博士，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和中国经济史。代表作有《浮生明灭：历史深处的宋人》《商旅安否：清代重庆的商业制度》《讼案中的“她”：清代重庆的女性掠影》（将出）。

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“中欧国际工商学院”（ID：CEIBS6688），作者：周琳，36氪经授权发布。